2017年6月9日19点30分至21点，在盐田阅读沙龙“山川上的中国”系列讲座第九讲上，文学博士、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所长黄仕忠先生在盐田区图书馆读海书吧与读者朋友们分享了《〈琵琶记〉里叙悲欢》。
《琵琶记》，元末南戏，高明撰。写汉代书生蔡伯喈与赵五娘悲欢离合的故事。《琵琶记》被誉为“传奇之祖”，是我国古代戏曲中的一部经典名著，与当时最有影响的“四大南戏”——《荆钗记》《白兔记》《杀狗记》《拜月亭记》并称为“五大传奇”。清代剧作家黄图珌在《看山阁集闲笔》里说：“《琵琶》为南曲之宗，《西厢》乃北调之祖，调高辞美，各极其妙。虽《琵琶》之谐声、协律，南曲未有过于此者，而行文布置之间，未尝尽善。” 虽然《琵琶记》对后世中国的戏剧影响深远，但大多数读者对它却是生疏的，黄仕忠凭着多年对《琵琶记》的研究、深厚的学术功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使现场读者领略了《琵琶记》的华美与惊艳。
南戏中的翘楚——《琵琶记》
黄仕忠，文学博士。现为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代戏曲史、古典文献学和中国俗文学。著有《琵琶记研究》《中国戏曲史研究》《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研究》等多种。曾赴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早稻田大学、法兰西学院高等汉学研究所等作访问研究。
在元代，南方戏剧圈既有杂剧演出，又流行以南曲为唱腔的戏文，两种戏曲体裁相互辉映。戏文，是在东南沿海地区发育成熟起来的。它最早出现于浙江温州（旧名永嘉），称为“温州杂剧”“永嘉戏曲”，亦称南词。后人为有别于北曲杂剧，简称之为南戏。
在南戏作品中，高明的《琵琶记》以其耀眼光辉，不仅影照着当时的剧坛，而且笼罩着整部戏曲的历史。在元代，它是戏曲创作的殿军；对明清两代而言，它是传奇的开山之祖。
高明，字则诚，号菜根道人，生卒年不详，元末明初剧作家。浙江瑞安人。自少即以博学著称，求学于理学家黄溍门下，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至正五年（１３４５）中进士，做过多任地方官。任职期间，颇有能声，也意欲有所作为。至正十一年（１３５１），从军南征方国珍起义，因与统帅论事不合，兼之目睹时政日非，在对现实生活失望的同时，感悟“功名为忧患之始”（元赵汸《东山存稿》卷二《送高则诚归永嘉序》），萌生了隐遁的念头。约在至正十六年（１３５６）之后，隐于浙东宁波的栎社，以词曲自娱，并创作了《琵琶记》。此外，据徐渭《南词叙录》，他还作有南戏《闵子骞单衣记》，今佚。诗文集《柔克斋集》共２０卷，亦散佚，今存五十余篇。
《琵琶记》讲述了一位书生蔡伯喈在与赵五娘新婚不久，蔡伯喈只想过平静的家庭生活，其父蔡公却希望儿子考取功名光宗耀祖。伯喈被逼赶考状元后又被牛丞相相中，要求与其女儿结婚。伯喈当官后家里遇到饥荒，其父母双亡，他并不知晓。他想念父母，欲辞官回家，朝廷却不允。赵五娘一路行乞进京寻夫，最后终于找到，并团圆收场。
高明撰写《琵琶记》，可谓呕心沥血。“风声月色来亭榭，老泪年来湿几更。”他反复吟唱，稿本一再修改。《琵琶记》第一出起首云：“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为了达到动人的境地，他“阖关谢客，极力苦心，歌咏则口吐涎沫，按节拍则脚点楼板皆穿。”
高明《琵琶记》问世后，蜚声剧坛，史称为第七才子书。明清时期，许多著名学者如魏良辅、徐渭、李贽、胡应麟、姜准、陈眉公、李渔、黄图珌等，都对《琵琶记》都作了很高的评价。 “《琵琶记》虽出于《拜月亭》之后，然自为曲祖。词意高古，音韵精绝”（魏良辅《南词引正》）、“杂剧院本，游戏之上乘也。《西厢》《拜月》何工之有？盖工莫于《琵琶记》矣。”（李贽《杂说》）、“浸淫胜国，崔、蔡二传奇（指《西厢》《琵琶》）迭出，才情既富，节奏弥工，演习梨园，几半天下。上距都邑，下迄闾阎，每奏一剧，穷夕彻旦，虽有众乐，无暇杂陈。”（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等等，无不推崇备致。
黄仕忠说，《琵琶记》展现了中国传统伦理社会中努力遵守社会规范的读书人的两难处境，观后使人落泪。在与旧的传统观念作彻底决裂的年代，《琵琶记》饱受责疑。如何看待《琵琶记》所表现的社会、家庭、夫妇、婆媳等方面的关系，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在《琵琶记》中，每个人都生活在社会的规则之中，每个人都在努力适应着社会，却总是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总是处在无所适从之中，这其实是人类一种永恒的因境。
伟大的文学作品都在表现一种永恒的人性
从明代以来的600多年，《琵琶记》被视为传奇的典范，代有刻工，其主要刻本有四十多种。《琵琶记》在国外，法、英、美、日等国都有译本。1841年，法国一位汉学家把《琵琶记》译成法文，介绍给欧洲各国读者。在二十世纪，美国百老汇还把《琵琶记》改编为音乐剧《琵琶歌》，上演成功，轰动 一时，国际上享有盛誉。
《琵琶记》的结构布置最为人称道。明代戏曲家、戏曲评论家吕天成《曲品》里说：“串插甚合局段，苦乐相错，具见体裁，可师可法，而不可及也。”高明把蔡伯喈在牛府的生活和赵五娘在家乡的苦难景象交错演出，形成强烈对比。《成婚》与《食糠》，《弹琴》与《尝药》，《筑坟》与《赏月》，以及《写真》，都是写的很成功的篇章。对比的写法突出了戏剧冲突，加强了悲剧的气氛。
《琵琶记》的词采成就最高，既有清丽文语，又有本色口语，而最重要的则是体贴人情的戏剧语言，明代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艺苑卮言》里说：“则诚所以冠绝诸剧者，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其体贴人情，委曲必尽，描写物态，彷佛如生，问答之际，了不见扭造，所以佳耳。”
《琵琶记》全剧典雅、完整、生动、浓郁，显示了中国古代文人的细腻目光和酣畅手法。它是高度发达的中国抒情文学与戏剧艺术的结合。《琵琶记》不论在思想内容上，人物形象上，还是在结构和语言方面，都有独特之处，值得欣赏玩味。
《琵琶记》的文学成就，大大超过了《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包括《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小孙屠》）中的作品。高明是在民间创作的基础上，把戏文的剧本创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杰出作家。他在南戏发展史上的地位颇似杂剧发展史上的关汉卿。《琵琶记》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不只影响到当时剧坛，而且为明清传奇树立了楷模。所以，它被称为“南戏之祖”。
黄仕忠认为《琵琶记》是一部中国传统社会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品，伟大的作品之所以能超越时代与地域的界限，就是因为它们表现了永恒的人性。如果一部作品其解说只能限于一个时代，那便非文学意义之确解。打动我们的，往往并非我们已经意识到的原因，所以，伟大的文学作品都需要我们用心去慢慢体悟。
讲座结束后，有读者问：“《琵琶记》有很强的教化目的，那么您觉得‘文以载道’是不是衡量一部文学作品好坏的标准？“黄仕忠回答：“这要看这个‘道’是指什么，如果这个‘道’是古代封建的‘道’，就是儒教和礼教，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是有问题的。在伟大的文学当然要‘载道’，只不过不应该是概念的教条，如果我们这个‘道’是表达我们人类对内心、对社会、对人生、对世界、对很多不同的感觉，我们把这些当做我们的‘道’，那么‘载道’有什么错？所有伟大的作品载的都是这个‘道’，就是康德所说的‘道’。
